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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纪实散文集]山城的足迹 第二章 小学时代

第二章 小学时代

 

  

七岁,我跨进了重庆钢铁公司第七子弟校。可能是听话的缘故,老师给我了一个班长职衔。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和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同学应都美,顺着一条石子公路,绕过丁家垭口,再沿着通往学校那条蜿蜒窄小的石板路去学校。到校早,便和应都美先到第一教学楼的一间教室窗外去听老师们晨唱。都是些抗战歌曲。如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、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。

  

    那时,课间时间,校园里总飘荡起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《山歌向着青天唱》《毕业歌》《雷锋之歌》等歌声,可振奋人心了!

  

    在该校,我除了念好书,音乐和舞蹈成了我的爱好。

  

    那时,学校很注重学生的文娱表演。六.一儿童节,少不了要开展各类型的文娱表演活动,让学生们自己欢庆自己的节日。

  

    跳橡筋绳,是那时最流行的活动。记得三年级上期,学校组织跳橡筋绳比赛活动,参加者均是班里挑选出来的文娱积极分子,我也在内。老师在我们女生头上扎上彩蝶结,让我们身着白短衫,套上鲜红的背带裙,脚穿白色袜和白球鞋,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男生上穿白短袖,下穿蓝色短裤。球场四周木桩上,扎上五颜六色的绸花。从观众台上望去,编织的橡筋绳活像一张硕大的鱼网,铺展在学校大操场上,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耀眼。当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的歌声响起时,我们手捧鲜花,从球场四角蜂拥而至,又随着“马兰花开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、二九、三十一”的音乐声,托着鲜艳的花朵,上下左右摆动起双臂。双脚踏地,弹起,绳索很快从脚踝、膝盖、腰部上升到颈项处。那各种不同的升级点跳,让整个球场沸腾了。我们畅快地跳舞,带了汗在飞舞,把整个身心交给了蓝天,交给了白云。

  

    为了测定天气,我和应都美在上学路上拨开草丛,刨个小坑,将玻璃片镶进去,用树叶盖上。放学后,揭开叶片,看玻璃片上的露珠来测定当天的天气是晴还是雨。

  

    那时,放学回家以小组为单位,组长带头,组员排成一字形跟其后,一直走到家门口才分手。同学之间家邻近,都是附近一幢楼的。老师常叫我给调皮同学的家长带纸条,等于就是告状。所以,我常被调皮同学指指点点。有时午睡时,同学李安富趁老师出门,下位来,用一根小签签转我耳朵,不让我睡安稳觉,并在我耳边说俏皮话,让我感到好委屈。但又不敢去给老师讲,怕放学路上被他的泥巴团袭击。

 

 在那里,我最喜欢我的班主任刘正莲老师。她高佻的身材,有一个好嗓子,歌声婉转动听,舞蹈优美动人。受其熏陶,我也爱上了唱歌、跳舞,加上学习成绩不错,总得到她的宠爱,我感到很幸福。

 

  

四年级,该区新修了一所小学(跃进村小学),教委将该校附近的学生安排在这所学校里。我班9名同学分到新学校,其中就有我。离开学校那天,刘老师把我们9名同学排成一个纵队,我在头。她双手抱着我的头吻了又吻,我抬头见她眼圈红红的,知道她舍不得我走。

  

    在跃进村小学,我的班主任老师姓白,叫白中学,一个个儿矮且胖,才从师范校毕业分来的男老师,教我们语文。他流利的普通话和幽默风趣的讲课深受同学喜爱。课上,同学们把他当老师,课下,把他当大哥哥。他常在课余和我们打乒乓,踢足球,聊天说笑。可能是他皮肤白质,加上又姓白的缘故,同学们悄悄给他取了一个外号——“白鸽”。

  

    班里有名女生,暗暗喜欢上了白老师,课上总回答白老师的提问。课后,无缘无故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往白老师寝室里送,被同学看到多次。渐渐地,白老师看出了她的心思,主动找她谈话,让她积极参加班里的文娱、体育活动,平时让她多和同学们一起玩,想用这样的方式分散她的注意力。其实不然,最后这位女生患了精神抑郁症,退学了。我们几个班委常代表全班同学去看她,直到小学毕业也没见她好转。

  

   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外公借此把我们几姊妹的名字改了,说名字要顺应历史潮流,说我们会长大,长大有长大的名字,我便改名叫赵长学。外公说:“学习是一辈子的事,活到老,学到老。”虽说这名字男性化,但听起来满有意义,我也就依了。那时,外公是跃进村派出所的会计,有文化,什么都他说了算。我的长辫子也是那时他让给剪掉的。说,剪掉的不仅是一对辫子,而是资本主义的尾巴。

  记得在跃进村小学的第一节课上,白老师拿起花名册点名。当点到我名字时,我站了起来。顿时,全班同学哈哈大笑,连老师也捂着嘴笑,我的脸一下子红了,耳根根都发烫,却不知大家笑的原因。白老师忙解释道:“我还以为是个男生呢。你爸、妈也真是,怎么给你取个男孩子的名字呢?”同学们听了,再次笑弯了腰,我却难堪地坐了下去,眼眶湿润了,委屈着,暗暗责怪外公不该换掉爸爸给我取的好听的名字。

  

    白老师选我当班长,每天早读,我要领同学们读老三篇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《为人民服务》,枯燥得很,但还是得念。

  

 

 

劳动课上,老师教我们在操场边上种蔬菜,我小组种的是叶子烟。一次课上,老师突然安排我们给土施肥,大家都没带勺子。我用手伸进桶里捧粪浇叶子烟,同学们见了,跟着学我。老师表扬我,说我起好了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,不怕脏,不怕臭。就是那次,我把书包放到操场上被人拿走了。回家被爸爸教训了一顿,问我是怎么在念书,书包都看管不好。我向他保证,以后小心就是。哭着,闹着,叫爸爸重新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和一套书。

  

    为了让我们不忘老一辈的苦难生活,老师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。他用南瓜瓤子和淘米水煮来给我们吃,每人从家里带来杯,看谁舀的次数多就表扬谁,我们吃得想吐。

  

    我是班长兼文娱委员,在班里自编自演,很受老师喜欢,同学信任。一次,为庆“六.一”排练节目,我给班里编排舞蹈。人多,在最后收场时有个造型,要在“六.一”中间找个同学伴重点号。选来选去,不知选谁。正愁着,李安富给我推荐了一名女生,她叫邓万英,说她又矮又胖,正适合。我还在考虑时,他已把邓万英拉到重点号位置按她蹲下了,弄得排练的同学哈哈大笑。邓万英哭得好伤心,我前安慰她:“一个符号而已,不是他说的那样,你千万别多想。”才安定了她的心绪。

 

 

五年级,成都“五.七”艺校来区上招生,我校挑选了6名同学去区上应试。初录时,我用二胡拉了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”,跳了一曲舞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,朗诵了“再版前言”,结果我初选上了。我以为我被录取是必然的了,帮我的语文胡老师编织了一张遮收音机的花巾,妈妈特给我编织了一件上海式桃红色毛衣,我作好了复式的准备。我在家创作了一个舞蹈,谁知去复试时,伯妈(七校少先队辅导员)告诉我,我的名额被重钢七校一名医生的女儿拿走了,我伤心地哭了一场。

 

 

 六年级,我区办了一个展览馆,展出各校特产,学校自制粉笔,我被派去当解说员兼所属展室室长。有一天,我把展览室开门的钥匙弄丢了,差点影响开展,又被爸爸教训了一顿。我不知那时我为何那么粗心,总做错事。

  

    文化大革命给“我”幼小的心灵留下好多难忘的记忆。当时掀起两派,一派叫“八二八”,一派叫“八一五”。爸爸参加了“八.一五”。他天天在外躲难,家里都是些女人,他就给家里的门加上铁杠,生怕夜里遇到小偷进屋,自己却夜里穿着铁背心,扛着枪从重庆西郊公园后门那条小路悄悄回家来。一次,在路上被蒙了双眼,盘问爸爸是哪一派的,爸爸说是“八一五”的,正好是一派,才躲过劫难,顺利回到了家。妈妈天天为躲在外面的爸爸的安危担心。

  

    夜里,村段上家家都警觉,只要发现哪里出现小偷,一家人就起床敲响脸盆,不多时,整个村段的脸盆声一时齐发,弄得人人在惊慌中度日。枪弹不分白天黑夜乱飞,我家那幢房墙都被射穿了好多洞。为了躲避灾难,假期里,几姊妹随妈妈去到厂里。那时,妈妈工作的地点在河边,她开绞车,我们就住进车房附近的隧洞里。

  

   那时,到处张贴着大字报,今天这个反动分子,明天那个黑五类,张贴出来让群众去看。爷爷最喜欢看大字报,独自进了城,去了舅婆家,不时去解放碑看大字报。半月不见他回来,妈妈担心,叫婆婆进城去看看。舅婆说,一周前,爷爷说,到解放碑看大字报去,一去就没有回来。她以为爷爷回家了。那时没有电话,家里人当然不知道。经舅婆一说,急坏了婆婆,她们一起去城里各巷子找,找遍了解放碑附近的医院,都没有下落。最后找到高庙村火葬场,看到了已被火化的爷爷的照片。原来爷爷在解放碑看大字报时,被武斗者从高楼扔下砖块,砸破了头,不省人事,被照了相,送往市三院,经抢救无效,就被送去高庙村火葬场。据说,那是文革平息时第一次开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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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标题:[纪实散文集]山城的足迹 第二章 小学时代
  • 分类:连载
  • 人气:1320
  • 日期:2009-10-29 15:01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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